大方巷，念起来感觉好像是在说“大方向”，这条街巷，位于南京城区中部鼓楼广场的西北，东起云南路，西至江苏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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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中山北路与云南路、云南北路的交汇路口，中山北路与云南路之间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巷，便是大方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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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东端的北侧是一段长长的围墙，隔着围墙可以看见院落内的建筑，此处为中山北路81号的“华侨招待所旧址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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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北路81号，现在的“江苏议事园”，曾经的“华侨招待所”旧址。华侨招待所旧址2006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，2008年以编号2008062入编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，2011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建筑前悬挂的“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”标牌上的说明文字为，“该建筑建于1933年，由范文照设计，为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，是民国期间接待外交人员的涉外宾馆。”

华侨招待所旧址建筑，为范文照先生（1893年至1979年）设计，建于1930年，1933年竣工。主建筑坐西朝东，楼高三层，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庑殿顶，朱红方柱，雕漆画栋，飞檐翘角，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。民国年间，华侨招待所最初是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招待所，有50间套别具一格的民国建筑风格特色客房。1937年12月，这里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之一；南京沦陷期间，曾是汪伪中央党部所在地；抗战胜利后，为国民党前进指挥所驻地，筹备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。1947年后，吴铁城（1888年至1953年，时任行政院副院长）将其改为营业性机构，成为当时南京的重要宾馆之一。1949年以后，这里先后为江苏省招待所、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、江苏议事园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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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进入大方巷，南北两侧的建筑居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。

大方巷1号，位于大方巷东端的南侧。据说是民国年间所建，坐北朝南，分南北侧开门，楼高两层，现又在其原有基础上加盖了一层。房屋建筑面积约230平方米，历史概况尚且不知，曾经为鼓楼派出所使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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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2号，沿街一侧是一排多层建筑，在这排建筑的北侧，有一幢被建筑包围着的小楼，便是“大方巷2号民国建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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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2号民国建筑，坐北朝南，高二层，带老虎窗，砖木结构，坡顶，青瓦，青砖外墙，北面有木制外楼梯，建筑面积208平方米。在建筑东侧的墙壁一角，镶嵌有“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”标牌。建筑的历史概况尚且不知，民国时期的一些资料上，注明此处曾经为“国华通讯社”（1932年出版《旅京必携》），解放后曾经为南京市供电局职工宿舍，其周围的一部分多层建筑为1968年时，供电局安置单位职工所建。

在“南京市鼓楼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名录”中，只有位于大方巷2号的“大方巷2号民国建筑”，并没有关于“大方巷1号”建筑的记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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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，沿街两侧都是新旧交替的多层建筑。这里的建筑，最近的也已经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，而随手一指，便是一座有着七八十年历史的民国时期的建筑。

继续前行，街巷的南侧便是“大方巷7号民国建筑群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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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方巷民国建筑群”位于大方巷的7号和9号。

大方巷7号门前一侧的墙壁上，有着“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”的标牌，“大方巷民国建筑群”于2014年6月被列入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；在大方巷7号的院落内，每幢建筑门前的围墙上，都有着“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”的标牌，2009年4月以编号2009025列入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。

“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”标牌上的内容为，“大方巷7号建筑群，该建筑群为赵承德堂、詹天锡、江英志集资建造，共有9幢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，形式各有特色，约建于20世纪30年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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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方巷民国建筑群”，由楼房9幢、平房4幢组成，总占地面积为5844.4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。1934年建造，由赵承德堂、詹天锡、江英志三人合资兴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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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承德堂为铁路工程师，占有该处原有地基估价的建筑股份二股，1936年4月因离开南京，将原合资认股转让于詹天锡；詹天锡，湖北黄陂人，抗战前任铁路公务员，抗战期间及战后开营造厂，认此建筑名下二股，后认赵承德堂转让二股，合计四股；江英志，认此建筑名下六股。

大方巷7号内的九幢层高两层的砖木结构小楼，形式各有特色，建筑风格不一，其中两两相同，共有5种建筑式样，分三排坐落。建筑的朝向不完全一致，有朝着正南方向，也有朝着东南方向。屋顶有的为红色瓦面，有的则为青色瓦面。水泥砖的墙面，每幢建筑前都有着低矮的围墙以及狭窄的小门，围墙上的纹砖也很有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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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7号，曾经被称作“广东新村”。《南京地名大全》中记载，“广东新村，居民区，位于大方巷南，鼓楼四条巷西侧。1942年建新村。因居民多为广东籍军官及其家属，故以广东省的'广东’二字取名。”据说当时房屋建造的用途，是为了民国时期外国使节的家属居住所用，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，这些房子没有能够派上用场，后来被当时的一些银行行长们所购买，因此也有说广东新村当时住的都是民国时期各银行的行长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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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9号民国建筑，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建筑建于民国年间，楼高两层，另有地下室一层，西式风格，坐北朝南，院内建有防空洞以及假山一座。房屋占地面积为398.94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14.78平方米。房主据说为王漫云及丈夫唐鹿门，解放后一直为王氏所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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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18号，宁乐新苑住宅小区。

以前这里曾经是一条窄巷，称作为“大方巷十八巷”。《南京地名大全》中记载，“大方巷十八巷，街巷。位于大方巷内。此巷口因处大方巷18号，以门号得巷名。”

以前这里曾经有邮品交换市场，是城区内最大的邮品和钱币的交换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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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的邮市，全称为“江苏大方邮票交换市场”，1997年3月8日正式开业。市场使用面积1300平方米，拥有包间18间，席位120个。在邮市鼎盛时期，市场的成交量高时一天能达到百万元，邮市中的摊位使用率达到百分之一百，一度曾经和上海卢工、北京月坛、广州中圆等邮市并称为“中国六大邮市”。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在低迷邮市艰难前行数年之后，到了2005年，市场已经面临着歇业的危险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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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39号，侯镜如旧居。

侯镜如旧居，大门紧闭，门前一侧的墙壁上分别有“不可移动文物”和“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”的标牌。“大方巷39号民国建筑”于2014年6月被列入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。“侯镜如旧居”2012年5月列入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，标牌上的内容为，“侯镜如旧居，该建筑原为侯镜如自建的私宅，建于1937年。侯镜如（1902-1994），曾任国民党92军军长，北平警备司令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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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镜如以其妻李尚芝名义购地1213平方米，建有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1幢15间，平房及附属楼房各1幢，建筑面积487.8平方米，建筑坐北朝南，假三层，西式风格，带老虎窗，米黄色外墙，四坡顶，青瓦、红瓦相间交错，木制门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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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镜如（1902年至1994年），河南永城人，原名侯心朗。1924年5月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，11月毕业；1925年参加北伐，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；1927年参加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，并任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，参加南昌起义；1932年后历任国民党军队第三十师参谋长、八十九旅旅长、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、九十二军军长、十七兵团司令兼天津塘沽防守司令、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。1949年起义后，历任政务院参事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、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。著有《武昌受降经过》、《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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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56号，民国时期曾经一度被租用为苏联大使馆。

1933年5月，苏联政府任命鲍格莫洛夫为驻华特命全权大使，抵达南京；1948年6月，由罗申继任苏联驻华大使职务，租用颐和路29号王青莲寓所、大方巷56号（原20号）田聚兴寓所和扬州路18号（原34号）童季龄寓所等处作为苏联驻华使馆用房。

大方巷56号，为田聚兴以其侄子田宁生之名，于1937年前购地1492.80平方米，兴建的寓所。有砖木混凝土结构的西式三层花园楼房1幢11间，西式二层楼房1幢25间，西式平房6幢22间，简易房1间。苏联大使馆的租用期为1947年8月1日至1949年10月29日。此建筑现已被拆除，在民国时期的地图中，可以看见大方巷上标记有“苏大使馆”的字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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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的街道两侧，大多为居民住宅区，既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住宅区，也有2000年初建造的新住宅区。如位于大方巷西段的大方新村（《南京地名大全》中记载，大方新村，居民区。位于湖南路街道西部，大方巷西段南侧。北起大方巷，南至大富里。20世纪50年代始建，因在大方巷边，以巷名'大方’二字加通名'新村’二字得名。占地1.1万平方米，有多层住宅楼9幢）、泰顺家园（2000年建），中段的华章新苑（2003年建，建筑面积10093平方米，占地面积3163平方米，96户），东段的宁乐新苑（2004年建，378户）等。除了居民住宅区之外，还有一些单独的院落，院落大门紧闭，院内有一些二至三层的建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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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的街道两侧，居民住宅楼的一楼都是一些店铺，各种类型的店铺几乎都有，当然最多的餐饮店铺。街道的一侧基本上停满了车辆，再加上人行道上随意停放的自行车和电动车，以及沿街店铺门前摆放的货物，院落门口坐着的三三两两人群……，整条街巷都显得杂乱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“烟火气”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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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的西端，有“大方巷桥”。只是在“大方巷桥”下，现在已经看不见金川河了。

《南京地名大全》中记载，“大方巷桥，桥。位于大方巷西段（68号），跨金川河中支。1927年始建。因在大方巷内，以巷名得桥名。1964年改建。长13.9米，宽8米。钢筋混凝土板结构，1孔，净跨径6.5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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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鼓楼街巷录》中记载，“大方巷，位于山西路百货商场以南，东起云南路，西至江苏路，长610米，宽6米。传当时周边均为国民政府高级机关，以'大道理、大法则、大地之义’谓之'大方’二字得名。始建于1927年（民国16年），民国《首都志》即有此巷名。大方巷56号的田聚兴寓所，民国时曾一度被租用为苏联大使馆。”

《南京地名大全》中记载，“大方巷，街巷。位于湖南路街道西部，鼓楼广场西北。东起云南路，西至江苏路。1926年始建。传当时此处及附近均为国民政府高级机关，遂以大道理、大法则、大地之义谓之'大方’，巷以'大方’二字得名。民国《首都志》仍称今名。长610.4米，宽6.2米，沥青混凝土路面。该巷还有以门号得名的一支巷，称'大方巷十八巷’。巷侧有碧瑰园、华安新村等新型居民区。56号田聚兴寓所，民国时曾一度被租用为苏联大使馆。”

民国时期，大方巷为石片路，宽度3.50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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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，曾经有大佛寺。

清代陈作霖撰《石城山志》中记载，“……稍东经大佛寺，佛身长丈六，故名大佛。禅堂院中，有木笔、海棠二大株，红白交错，诸天中香色世界也。”陈作霖《可园诗存》中有《大佛寺寻月潭上人》诗，其中云，“言过虎踞关，来访鹫峰麓。曲折穿深林，踏破清阴绿。问路逢野人，入门见大佛。法界敞三千，真身长丈六。西廊最深处，精舍隐花竹。佛印老禅师，合十将客速。开彼香积厨，蔬筍饱我腹。参禅闻木樨，招隐看叢菊。讽经偈可持，题壁畫堪读。地僻心自清，菴荒僧不俗。何当脱尘缘，比邻筑茅屋。”

朱偰撰《金陵古今图考》中记载，“大佛寺，寺在大方巷，有佛长丈六，故名大佛。今废。”

“佛长丈六”的大佛寺，如今已废。据说大佛寺殿中的大佛一丈六尺，约为5.30米，有两层楼高，所以称之为“大佛寺”。因而还有一种说法，因为有大佛寺的存在，取义“大方广佛”，此巷故名“大方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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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的大方巷，既有让人回味的记忆，也有令人悲愤的往事……

1936年，救国会的领导者沈钧儒、章乃器等七人被南京政府秘密逮捕，马相伯先生极为愤慨，与宋庆龄先生等联合掀起入狱运动，积极营救“七君子”。1937年7月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军开始全面侵华，面对当时的国内形势，南京政府不得不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无罪释放“七君子”。“七君子”在他们出狱后的第一件事，与杜重远一起，去大方巷拜访了马相伯先生并致谢，留下了那幅珍贵的合影照（自右至左：李公朴、王造时、马相伯、沈钧儒、邹韬奋、史良、章乃器、沙千里、杜重远），沈钧儒先生在他们的合影上，写下了六个大字，“惟公马首是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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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相伯先生（1840年至1939年），著名政治活动家、教育家。1936年12月，由于右任等迎至南京，寓居“鼓楼前大方巷12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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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12月，日本军队攻占南京城之后，大方巷、鼓楼四条巷以及云南路等地，成为了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。当时此处多为水塘和空地，是城内的一个难民区，聚集了大量的难民，其中包括许多无家可归的平民以及逃难的士兵。根据历史资料记载，大方巷难民区的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6日至20日之间，估计上万平民被残忍地杀害，青砖墙被染成了红色……

当时，日本《朝日新闻》办事处设在大方巷。《朝日新闻》记者今井正刚曾经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残酷屠杀，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：“我于十二月十五日夜间，在大方巷《朝日新闻》办事处前面马路上，看到数千人头攒动，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，被赶赴下关屠场。我跟随到那里，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，目击了这样一幕大屠杀的悲惨情景：在码头上，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垒如山，在尸山里蠕动着人影，总有五十人乃至一百人以上，转来转去拖曳着尸体，丢向江流里去。……作业完结，苦力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，哒哒哒，一阵机关枪声，只见仰面朝天，翻身仆地，腾空跃起，都跌落江中，被滚滚波涛卷走。”目睹大方巷这次屠杀的，还有《朝日新闻》的特派员足立和雄和记者守山义雄，他们在文章中写道，“在《朝日新闻》分社旁边，有一个烧结的广场，广场上，在日本兵的监视下，中国人排起了长队。留在南京的几乎绝大多数男性中国人都被称作便衣队而抓了起来。……那些'便衣队’便在他们妻子儿女哭天喊地的泪眼前，一个接一个地被枪杀了……”

《鼓楼区文物志》记载的“日军侵华罪行遗址”中便有“大方巷遗址”，“1937年12月，大方巷地区的塘边、广场，是侵华日军进行血腥屠杀的重要屠场之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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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白崇禧与家人一起回到了南京，住在大悲巷和大方巷。白崇禧在大方巷的寓所，在大方巷56号的苏联大使馆的后院。

在白先勇先生的众多作品中，常常可以见到一帧白家于1946年7月9日在南京大方巷家中院子里拍摄的全家福，拍照的那天是“七七抗战第九周年纪念日”，也是“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九日北伐誓师二十周年纪念日”，坐在中间的是白崇禧和妻子马佩璋，站立在周围的是他们的子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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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，作家白先勇开始在笔下描绘南京，于是大方巷成了朱青的伤心地。小说《一把青》开首的一句便是，“抗日胜利，还都南京的那一年，我们住在大方巷的仁爱东村，一个中下级的空军眷属区里。在四川那种蔽塞的地方，煎熬了那些年数，骤然回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，到处的古迹，到处的繁华，一派帝王气象，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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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宗仁在南京的时间很少，直到1948年参加副总统竞选，才长住在南京，先是借住了白崇禧在大方巷的旧宅，后来搬进了傅厚岗的官邸。

关于大方巷的这幢楼房，民国时期报刊上曾有《桂系与大方巷》一文，对此有所说明，其中云，“李品仙将军战时即主安徽省政，胜利后，他的驻京办事处便租赁大方巷二十一号的一所洋房，他是靠近江苏路的一首的，这所房子，虽不大，倒也雅有花木，要是下雨天去登门造访，进弄时一条土路，足足有二十个门面进深，烂污泥浆，不方便到极点。便是坐了汽车去颠颠簸簸也怪不舒服的，然而贵人居荒山有人临，这所房子客人是不断的，桂系一向不得志于中央直到抗战开始，方舆最高当局，大家以肺腑相见，李白囗囗重用，所以他们在南京，是没有公共机构及私人产业的，当黄绍竑由浙主席迁调监察院副院长时，他的官邸，便是借这地方，白健生将军未主国防部长时，也是住在这里。后来当了国防部长，便借大方巷作招待所，黄绍竑氏当了立法委员，方才迁入四条巷树德里，李宗仁氏由平来京，竞选副总统，这里又成为竞选总事务所，后来选出为副总统了，又借为临时官邸，受各方面的道贺，直到拟定傅厚巷孔宅方迁出大方巷，现下夏威张淦入京，又住在这儿，在这所房子里的贵宾，走的运根是不差的样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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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于1955年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，从大方巷到卫岗，从小小的舞台到无限广阔的城市乡村，前线话剧团的话剧和影视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岁月。据说当时的位于五条巷口的大方巷14号，一个南北走向的长长的三层大楼里，南端是话剧团，中部是歌舞团，北端是歌剧团，话剧团大楼外有一个边门，走出去就是军人俱乐部的电影院。而大方巷上以及周边的五条巷等，有着话剧团的家属区。

演员陶玉玲《想念您啊，故乡》一文中写道，“在山西路大方巷十四号前线话剧团驻地，我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，在这里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。那条碎石铺成的小路，那家卖点心、油盐的小店，那个经常帮我拆洗被褥的慈祥亲切的邻居大嫂……那里的一切至今常在我脑海中出现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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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方巷，一条曾经的碎石铺成的小巷，承载了厚重的历史。如今，这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些曾经的过往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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